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美国华尔街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中国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

但实际上，真正的结论可能正好相反，而且有些搞笑：恰恰是中国股票市场的父爱式过度监管，造成了市场的严重扭曲，继而造成投资者持续失血。你若不说真话，报表再好看、业务前景再好，也上不去。

又由于这个市场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市场成败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所以他们有义务将市场监管好。这么一场大会，可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它的召开成为市场炒作、特别是爆炒券商股的噱头，为未来的大幅下跌埋下伏笔，留下一些鸡毛后被人最终遗忘。5月，中国券商业创新大会又要召开。你只要说了真话，是否有人愿意买、能否卖出去，就是市场的事情了。中国资本市场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自由市场交易中诞生出来的。

成熟市场的监管者和整个社会大众都明白：只能把评价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品质量这类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监管者对市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对参与市场的人同样有深深的不信任。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改革开放33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金融是跨期配置资源的，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作用，但是配置时间有限，如银行存款最多5年，银行贷款最多8年，有些贷款可以到30年，但是比较少。因此，尽管随着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迁移，中西部地区还在复制东部地区以工业化主导动力的发展模式，并引致城镇化进程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扩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必将发生深刻变化。现在主要是国有单位、大单位、传统产业得到金融服务，但是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是比较少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种减速是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四点：一是未充分就业劳动力已经耗尽，导致工资成本上升;二是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依靠服务业，但是因为服务业没有和制造业的发展、演化和科技革命结合在一起，所以导致服务业效率低，转向服务业就意味着整体效率下降;三是过去我们对外依赖出口，对内依赖投资，投资留下大量资本存量，但投资效用是递减的，因为过去投资留下的资本存量需要维护和修复，否则它就不能起作用，而维护和修复的资金投入可能是不带来产出或只有很低的产出，因此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四是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一转变实非易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因此，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所以金融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因此，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趋势性转折。做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不断拓宽境外机构人民币资金运用渠道。

之所以说减速是因为之前有非常高的速度，在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就发展来说，危机之前的20年是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硬指标，因为这个比重20年来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现在直接融资占比在百分之七八左右，在十二五期末达到15%以上，需要努力。六、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并用之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

以前储蓄率高是个问题，现在看来储蓄率下降问题更大，因为储蓄率支撑了非通货膨胀型投资，如果说储蓄率下降还想投资，那就是通货膨胀型投资。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比如投资路、桥或者一个水系、垃圾处理和污染处理等，都不是纯商业性，因为这些项目有的要收费，有的要依靠捐助。

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并逐步转向城镇化为主导，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说，稳定物价将成为货币当局极为严峻的任务，并且关注的是更广泛的整体价格水平。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下面结合这个规划，从发展实体经济的角度，谈谈未来中国5～10年金融改革和发展问题。因此，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和转移也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加快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高其绿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势所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具核心意义。

我们需要建立与世界共赢的对外开放框架。第三个后果就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他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

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城镇化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他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

另外，由于经济减速，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第一，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5%左右，现在是略超4%，这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目标。

流动人口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他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

而市场可以做到，市场可以用来处理不确定性。二是证券业新政提出的柜台交易市场和券商报价系统，其中券商报价系统规模远大于现有的市场。

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倚重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综合结果是：中国结构性外部失衡正在逐渐消失，外部失衡的消失并不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功劳，企业利润下降、全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外部经济环境趋恶均有所贡献。

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于我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其经济恢复的进程。

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外部空间越来越小。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

再次，慎言人民币国际化。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

然而，迄今为止，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如实体经济领域中过低的国民储蓄率，过高的消费和福利;金融领域中的过度杠杆化;财政领域中过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等。特别是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这在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